路 也:阳关之远 散文坊

  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霜夜与霜晨,遄行遄行,长途越度关津。惆怅役此身,历苦辛,历苦辛,历历苦辛,宜自珍,宜自珍……”

  年轻时,我对改编添加之后的《阳关三叠》中的绮词丽句着迷得不行。人到中年之后,再读之,竟觉得年少时的自己,眼光实在很成问题。

  《送元二使安西》只有那四句,前两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写得多么青春啊,像唐朝一样青春,像李白一样青春,而后两句,又是多么苍凉和悲壮。这后面两句诗,还会使人联想到,当年和亲的公主走到阳关的时候,也应该是悲壮的,出了阳关,就是出了海关,真正地离开故国了,在当年条件下,百分之九十以上就是永别了,实在类似“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情形,女主人公一定不会像朱湘《昭君出塞》里写的那样竟哭哭啼啼扭扭捏捏,“琵琶呀伴我的琵琶,人马不喧哗,只听得蹄声答答,凭着切肤的指甲,弹出心里的嗟呀。”人处在命运的孤绝境地,又映衬着大漠戈壁这样一个辽阔而荒寂的自然背景,而且是走到了阳关这样生死攸关的咽喉之处,哪还来得及抒发幽幽怨怨的小情小调,弄成一副闲愁最苦的模样?昭君虽为女性,而处于如此特殊的此时此刻此地此境,也只能是选择壮烈,大风吹乱了头发,衣衫飞舞,抱定永诀如同抱定必死的决心,实在惟荆轲可有一比。朱湘把王昭君写成那个样子,大约因为朱湘自己是那样的人吧,也许我不该这样说人家,他最终从轮船上纵身一跃跳入长江的行为也够英勇了,而我等则未必敢。

  在我看来,《阳关三叠》的作者跟朱湘一样,也是没能够从骨子里理解戈壁和阳关究竟意味着什么,没能够把握与此相关的人物身上的命运感。于是《阳关三叠》添词句加段落的结果,是往王维那四句诗里面加入了很坏的成分,在文字上弄得繁复甚至花团锦簇,还有很多生僻字夹杂其中,最严重的是把一种属于中国江南苏州园林式的小格局的伤感情调掺杂进去了。这里写的可是阳关,即使不是一个此时此刻的地点而只是一个将要进发而去的地点,毕竟也是写阳关啊,那里是茫茫的沙漠和戈壁,在如此一个把少和无做了主格调的地理环境之中,使用这么琐屑复杂的辞藻和笔画是写不出苍凉之感的,而只能把人带入一种腻歪和小家子气里面去了。

  现在看来,有王维这四行诗就足够了,已是千古绝唱,像《阳关三叠》这样添字词加段落的改编,无论谱上何种曲子,都只能是纯属多余,甚至是对原作的歪曲和误解。

  中国文化中苍凉的一面,基因里从来就是有的,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后的朝代,当然更有。《诗经》里有,屈原那里有,汉乐府里有,古诗十九首里有,曹操的诗里有,曹植的诗里有,嵇康身上有,唐诗里当然也有,元曲里也有,谭嗣同身上有,秋瑾有,鲁迅有,林昭有。

  不管文学史的研究资料中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在我的主观臆想中,我愿意将《上邪》和《有所思》的作者想象成同一个人,而且是女子,我愿意看成是同一个女子在爱情不同阶段的表达,《上邪》是第一阶段,是热恋中绝对化了的自我誓言,用五种大自然的变异现象“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来起誓永不变心。《有所思》则是第二阶段,是遭遇男子对自己的背叛之后,这个女子采取了义无反顾的弃绝态度,她把因爱而生出的恨发泄在了可能是信物的玳瑁簪上,“拉杂摧烧之,当风扬其灰。”这里出现一系列动词,都是大幅度的不留余地的动作,要让对方从自己生命里彻底消失,将过往爱情格式化,真是惊心动魄。

  在汉代,大约是由于中国封建伦理道德体系尚未来得及健全和完善,同时由于这些诗采自民间乡野,所以充满了原始的活力,这个女子的形象简直就是东方版的美狄亚。她只给有二心的男人一条路可走,就是让他一失足成千古恨,绝不给他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机会。相比之下,后世女人却表现出了苟且或者无奈,给了渣男们太多回头机会,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自欺,或者明目张胆的许可与放纵,结果是使自己的人生越来越被动了,以至于到了今天,在两性关系中,有越来越多的男人和女人同时都沦为了机会主义者,像按照最合适汇率兑换外币那样兑换着人生。这些人的生命里没有苍凉,逃避着苍凉,承担不起苍凉,即使有了苍凉,也不敢认领,到头来只要那个社会意义上的面子——里子都没有了,要面子有何用?当然他们最终要的还是舒服和划算,可是舒服和划算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那将是更大的代价,是人的尊严的丧失。

  进一步联想,我很不明白张艺谋先生为何在导演涉外的晚会或节目时,总是要拎出那首《好一朵茉莉花》,曲调哼哼歪歪,听上去像害牙疼,至于歌词,“我有心采一朵戴,又怕旁人笑话”,如此扭捏,能代表中华民族吗?还不如来一曲马头琴更带劲。你爱戴不戴,想戴就戴嘛,一个人在天地之间,风情万种,别人的目光算得了什么。在夏威夷,无论男女老幼,都恨不得在鬓角别上一朵鸡蛋花,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好一朵茉莉花》这首歌里的那个主人公,是一个已经完全社会化并且道德伦理化了的女子,缺少了对于世界原初的好奇,缺少了对大自然之风物的共情,完全是停留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平行层面去折腾。

  从人类生存的实用角度来察看,中国虽然面积很大,但有效国土面积并不多,但是那占据了三分之二国土面积的大西北,尤其是那大漠戈壁,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不仅是物质意义上的存在,更是精神意义上的存在,它是中华民族人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部分,怎么能够在中国文化中忽然消失不见了呢,只剩下江南的那一朵开得羞羞答答的茉莉花?!

  果然如司机师傅所料,沙尘暴在过了晌午之后,越刮越大,简直可以用“凶猛”一词来形容。狂风几乎掀起了大漠,吹得天地之间一片昏昏黄黄,使得天与地的界线不甚分明,把太阳吹得颜面尽失,威风扫地。人在戈壁滩上行走,纱巾和衣裳被风拖拽着,东倒西歪,严重的时候仿佛骑在了一匹烈马上。沙砾打着旋,急速飞到身上,只能坦然承受,放弃反抗和躲藏,心中一片茫茫,不再有什么念头或者空想。风如此巨大,天地如此空荡,人孤零零的,无所依傍,没有任何扶手可供抓住,只有把自己托付给地心引力,把自己留在地面上,别被刮走。

  在途中一个什么地方,看到了一条细细的水流,在戈壁滩上忽隐忽现,原来那就是著名的疏勒河,最早是在历史课本上那些线描的古代地图上看到过它,后来也在地图册上看到过。它那遮遮掩掩的样子,似乎为自己突兀地出现在如此干旱的地域感到不好意思,又似乎想表示自己面对这么辽阔的大戈壁滩感到束手无策和无能为力。猛地看上去,它像是大漠之中闪烁着一道莹莹的微弱的泪光。

  当遇到一大片无比壮观的风蚀地貌时,沙尘暴已经失控,人在天地之间已经找不到自我,人眼看着就要被黄沙裹挟而去,已经神志不清。这时其实已到达新疆地界。好不容易见到了一个人影,确定不是鬼影,便像遇到救命稻草般地扑上去询问,“这里离罗布泊还有多远?”那人竟回答:“你已经进入罗布泊了,不要再往前走了,再走,你就永远出不来了。”

  在这趟阳关之行中,某天黄昏,天色渐晚,周围本来就不多的那么几个人影皆已散去,我独自坐在库姆塔格沙漠里,大哭起来。

  我真的是不由自主地哭了,不知道为什么哭,但就是想哭。接下来,大风渐起,越刮越大,把沙砾卷向天空,又劈头盖脸地斜斜落下来,刹时昏天黄地,颇为壮观。沙砾吹打在脸上,把脸磨成一张砂纸,生痛生痛的,与心里的某种疼痛势均力敌。我久坐在沙漠里,不愿起身,不想离去,任沙子在身体周围堆积,似乎要把我这个人吞进沙漠的腹腔里去。我只是一个劲地大哭,哭得既往开来。风沙搅在一起,发出呜呜的响声,盖住了哭声,吹飞了眼泪。

  为什么忽然就这样大哭起来?我哭来哭去,一边哭一边问自己,却依然想不明白,而只是继续哭着,一个劲地哭下去。也许只是为这世间的苍凉一哭,为今生已经走到了中途——只能磕磕绊绊地朝向终点却永远无法回返而大哭,或者只是为前半生那些因性格因素而造成的委屈和不顺而哭,或者还有可能,是忆往昔,为某一段业已成为过去的情感而哭,是谁把我逼成了徐霞客,一个人跑出这么远,再也不会相见了,再也不会有音讯了,故人已成路人,我已西出阳关,而只有这起伏着的大沙漠能用它与世俱来的苍茫与蛮荒来容纳一个人生命中的全部悲凉和苦闷。沙漠中央仅有的一棵细细的树,光秃秃的,倔倔地挺立在沙面上,不知道是什么树,也许是一株胡杨吧,只有它,远远地望着我,看到了我在哭,也许它最能懂得我为什么哭。

  这是旧敦煌机场通航的最后一天。机场候机厅的小卖店和小饭馆已经准备长期打烊,我要了一份蘑菇米饭当午餐,由于里面放进了我事先嘱咐不要放进去的辣椒,去换货时,被告之已经无货可退,这已是整个机场的最后一份饭。停机坪上已经出现了施工的人,有一部分路面已被铲土机掘开,翻腾起来的干水泥和旧沥青已经开始堆积。

  这是扩建前的旧敦煌机场起飞的最后一架飞机了,它一经飞走,这里立刻就被废弃。心里的感觉有些怪怪的,仿佛是人类派来一只飞船,把我从火星上接走了。

  从飞机上望下去,黄色大地,莽莽苍苍,偶见土黄色的城池,还有断断续续蜿蜒着的细小水流。后来,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终于什么也看不见了,舷窗外变成了宁静的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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